zz nyt 经历过西班牙流感、犹太人大屠杀和大萧条,她们活了下来

入得谷来,祸福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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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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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nyt 经历过西班牙流感、犹太人大屠杀和大萧条,她们活了下来

Post by Knowing » 2020-04-01 8:35

https://cn.nytimes.com/usa/20200331/nao ... ronavirus/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上半叶生活动荡的剧烈与频繁,几乎是无从想象的。瘟疫和冲突一次又一次地以史诗般的规模出现。伤亡和限制是家常便饭;灾难连年发生。
101岁的诗人和劳工活动人士娜奥米·雷普兰斯基(Naomi Replansky)经受了这一切。1918年5月,她出生于她家在布朗克斯东179街的寓所里,她出世时恰逢西班牙流感暴发。
瘟疫导致数千万人丧生,其中许多是5岁以下的儿童,这并不是孤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16年6月在纽约,小儿麻痹症被定性为流行病。那一年,该市有2000人死于这一疾病。而那些活下来的人中,许多人还清晰地记得九年前席卷这座城市的伤寒暴发。
在19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苗投入使用之前,美国几乎每年都有某个地方暴发疫情。公众聚会经常取消;大城市的富人搬去乡下。到1920年代初,娜奥米年幼的妹妹染病,一条腿永久瘫痪。
他们的母亲对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部署的水疗法寄予了希望,但以失望告终。
“那是个鼓舞士气、欢乐的地方,”娜奥米最近告诉我,“但治不了病。”
后来,在她12岁那年,她15岁的哥哥患上了乳突炎。在没有抗生素治疗的情况下,他很快死于耳部感染。
上周末,正当纽约人开始认识到当前危机的严重影响时,娜奥米和她95岁的妻子伊娃·克里斯彻(Eva Kollisch)正在上西区的一居室公寓家中,听着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的黑胶唱片。专辑名为《灵》(Spirituals)。她们的其中一位专职助手负责照顾她们的生活。
她们没有感到不安。“我不介意关禁闭,”娜奥米在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我的一把老骨头还能应付更多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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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存和坚强的问题,只管问伊娃·克里斯彻(左)和娜奥米·雷普兰斯基(右)。

娜奥米和伊娃是由格雷斯·佩利(Grace Paley)在1980年代介绍认识的,当时是在佩利的作品朗读会上。她们都已过中年,都亲临了过去几十年的悲剧和社会动荡,深深地被触动。当灾难接连发生时,最后幸存下来的人学会了用从中领悟到的平静去面对恐怖。
伊娃和娜奥米都在年轻时经历了反犹主义。伊娃在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富有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回忆起自己6岁时因为是“肮脏的犹太人”被一群孩子殴打。童年时,她住在布朗克斯区,在东特里蒙特的夏天,总会有柯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的法西斯主义广播从敞开的窗户传出。她的祖父母逃脱了俄罗斯的大屠杀,在世纪之交来到美国时,人们一直认为移民的习俗——被认为是肮脏和无知的——是疾病传播的罪魁祸首。
伊娃经历的第一次动荡是战争带来的。1939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一年后,她通过难民儿童运动(Kindertransport)逃亡,也就是一系列将犹太儿童安置在英国人的住所中的救援运动。时年13岁的伊娃与兄弟姐妹一起乘火车前往荷兰,然后乘船前往英国。
“我们到达荷兰的那一刻,站台上有很多善良的人,一切看起来太棒了,”伊娃在一个女权主义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中说。“他们给你橙汁,对你微笑。”
起初,她认为一切都是一场冒险。“后来,当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她说,“我很快就意识到我非常孤独。”伊娃和兄弟们被分散到不同的家庭,父母则留了下来。1940年,一家人逃离犹太大屠杀,到美国重聚,在斯塔滕岛安顿下来。
到那时,伊娃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一切,她的母亲为了攒钱当按摩师,以每小时25美分的价格向难民们教授英语。她的父亲曾是奥地利著名的建筑师,现在只得去卖吸尘器。
娜奥米和伊娃毕生都表现出一种因不幸而养成的无畏精神。从纽约的高中毕业后,伊娃去了底特律的一家汽车厂工作。
“她的工作是跳到流水线上的吉普车引擎盖上安装挡风玻璃雨刷,动作轻盈、敏捷,”她的儿媳玛丽-伊丽莎白·吉福德(Mary-Elizabeth Gifford)最近告诉我。晚上,伊娃是托洛茨基派团体的劳工组织者。她还搭便车周游全国。
娜奥米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1934年从高中毕业。多年来,她在办公室里工作,也在流水线上工作,她做过车床操作员,直到攒够钱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她曾担任早期的计算机程序员;她的第一本诗集于1952年出版,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她与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布莱希特的作品由她翻译。
性别歧视和恐同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她们。伊娃的母亲认为她应该去经营一家旅馆或美容院。但伊娃对某种文雅、理智的生活有着强烈的追求。最终她成为了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的比较文学教授。她曾和两个男人结婚;和其中一人生了个儿子;她曾是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情人。
在冠状病毒出现之前,伊娃和娜奥米经常外出。在大多数日子里,她们长时间地散步。她们是冥想中心一个佛教僧伽组织的活跃成员。她们在农贸市集购物,在西96街的Effy's餐厅吃素食午餐。
她们发现自己更渴望失去的东西,而不是担心可能会发生什么;正如娜奥米所说,她们更担心自己的“同代人”,而不是她们自己,尽管娜奥米六年前患过肺炎。
作为诗人,娜奥米更喜欢形式主义的秩序。在《铃歌》中,她用轻快的诗句传达了贫困与满足之间的节奏突变,最终,幸福既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反应:
当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当我裸身立于集市。
当我站在那里未被卖出
我生起火焰,抵御寒冷。
当这寒冷无法被摧毁
我怀着喜悦逃脱埋伏。
Nevertheless, she per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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