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教给本雅明什么？
Adam Kirsch
原载《纽约客》2006.8.21
http://www.newyorker.com/critics/books/ ... crbo_books
1927年12月18日凌晨三点半，沃尔特•本雅明开始写一个备忘录，名字叫做《我对大麻初感的主要特征》（Main Features of My First Impression of Hashish）。他认为应该记录的第一件事，并非吸食开始的时间，而是他开始记录整件事情的那一时刻。这是典型的本雅明风格。较之作为一种毒品，大麻（hashish）对他的重要性，更在于它是一个阐释的对象――就像他读过的书和漫步过的路――就像生活本身。
一个作家，如果拥有本雅明的兴趣和忠诚，他与大麻的邂逅就不可避免。令人惊讶的是本雅明直到三十五岁才第一次尝试大麻。而早在1919年，他就已经为波德莱尔的《人工天堂》（Artificial Paradise）着迷了。在那本书里诗人警告，大麻极具诱惑性，仿佛恳切邀请一般：“你知道，大麻总能唤起光的华丽建筑，壮丽辉煌的景象，液体黄金的瀑布。”本雅明视波德莱尔为十九世纪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热爱书中“孩童般的无辜和纯洁”，但为书中缺少哲学的严格性而感到遗憾。他指出：“有必要独立重复此种尝试。”初次大麻幻觉的记录显示，本雅明有意避开了任何形式的狂喜。“通向一个奇异世界的门，仿佛正在开启，”他写道。“只是，我不希望进去。”本雅明的朋友让•塞尔兹（Jean Selcz）曾与本雅明一起抽过几次鸦片，据他回忆，“本雅明是个拒斥鸦片初始诱惑的吸食者。他不想过于轻易地屈服，因为他害怕减弱他的观察力。”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本雅明至少九次参与吸毒活动。或者自己吸，或者观察别人。但他对毒品始终保持警惕和实验的态度。独处的时候，他很少吸，他也从没有自己的毒品来源。他完全靠医生朋友获取大麻、鸦片；并且只要过一次迷幻药（mescaline）。这几次活动，记录在《草案》（Protocols）中，本雅明准备以此为原料，就吸毒的哲学心理学含义写一本大部头著作。在给格尔斯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这位自己二十三岁起最好的朋友的一封信里，四十岁的本雅明，列举了四本他没有写的书。他把它们看作“大规模的失败”――他事业已成为“废墟或灾难”的证据――而最后的，就是那本“真正杰出的关于大麻的著作”。
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本雅明《论大麻》（On Hashish）一书的英文版，终于面世了。一起出版的，还有另一本经过长期酝酿的作品，《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哈佛出版社，每本14.95美元）。不过，《论大麻》并非本雅明脑海里那本“真正杰出的著作”；它是一本杂记，收辑了本雅明毒品实验的草案，两篇发表过的毒品体验描写，以及少数从本雅明其它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关于毒品的论述。它仅能初步暗示，毒品在本雅明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真正重要的作用。
但正因为如此，《论大麻》和一篇较为传统的毒品论文的关系，就相当于本雅明的文论散文，之于传统批评。“你几乎无法察觉你是在读评论文章，”当本雅明的第一个英文选本《启迪》（Illuminations）在1968年面世时，弗兰克•科默德说。“它要求的反应，是那种我们惯常对艺术作品的反应。”本雅明的作品仿佛沉没的大陆，《启迪》只显露了它的几个尖峰。但这已足够建立起本雅明在现代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本雅明把他涉及到的每一个流派都当作实验室，对语言、哲学和艺术进行终生的研究。在这些主题上，他的观点那么原创，含义又那么根本，在他逝世后六十五年多的今天，仍保持深刻，富于挑战性。
本雅明的成年时代，以及他取得的成就，处于在1914年到1940年之间。这是现代欧洲史最黑暗的年代。如果说，从来没有人写过本雅明那样的批评，那是因为没有别的批评家，如此剧烈地体会到这时代的孤独感。1892年，本雅明生于柏林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他对未来的期望，成形于1914年之前的太平年代。在《柏林纪事》（A Berlin Chronicle），一组构成《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之核心的报刊文章里，他回忆起满溢于公寓里家具的，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安全感：
统治这里的是这样一类事物，不管它如何顺从于潮流的变幻无常，大体上它仍坚信自己，坚信自己的永恒性。因此它不考虑磨损、继承或变化，永远与它的末日保持相同地远又相同地近，仿佛它的末日，就是万物的末日一般。
在这样的家中，贫困是不可想象的：“穷人？对于他这一代的富家子弟，穷人生活在遥远的过去。”
本雅明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古董商。在潮流的影响下，本雅明希望抛弃父亲的行当，去从事声望较高的学者职业。当一战开始时，他已完全致力于学术研究，而且，作为一个反战者，他对施计逃过兵役并无不安。本雅明这几年生活的最好资料，格尔斯霍姆•肖勒姆感人而冷静的回忆录《沃尔特•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Walter Benjamin: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记录了他们两个如何在征兵局体检的前夜，整夜不眠。“本雅明喝了大量的黑咖啡，许多年轻人在征兵体检前都这样做。”这个模拟心脏衰弱的伎俩成功了，本雅明得以在伯尔尼大学攻读他的博士学位，在瑞士度过剩下的战争时光。
肖勒姆和本雅明共有学术的雄心和反战的信念，学生时代的友谊为他们终生的学术论辩打下了基础，而这些论辩，多在信件里发生。从一开始，他们之间最关键的话题就是犹太教，以及在德国成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的可能性。肖勒姆是个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因此被他宗教同化了的家庭逐出家门。对于肖勒姆，犹太神秘主义的历史逐渐代替数学和哲学，成为他研究的中心。而对本雅明，较之于一种生活方式，犹太教始终更是一种想象中的可能性。他从未掌握犹太教的仪式和经文。正如他向肖勒姆承认的，“除了你之外，我绝不知道现存犹太教的任何其它形式。”
这对朋友对犹太身份的不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接下来的事业。他俩为德国大学生活接受训练，却都没有进入德国大学供职。1923年，肖勒姆把他的名字从德文的格哈德（Gerhard）改成了希伯来文的格尔斯霍姆（Gershom），并移民到了没有大学的巴勒斯坦；他决定当一名教师养活自己。仿佛命中注定一般，稍后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建立起来时，他被任命第一批教授之一。到了1982年，他已成为现代犹太教神秘主义最伟大的学者。本雅明留在了家庭附近，但他最终远远偏离了早期的学术道路。1919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注册，写作他的Habilitationsschrift，也就是在德国大学教书所必需的第二篇论文。不过，当他为最终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进行研究时，他已怀疑这篇文章永远不会被守旧的教授批准通过。较之历史性的论述，这篇论文更像是对寓言之本性的哲学冥想。他向肖勒姆夸口说，这是“绝对的放肆”。然而比论文被拒更坏的可能，则是论文得到通过。1925年2月，当本雅明准备提交论文的时候，他承认，“我害怕几乎所有从正面决定产生出来的事情：我最害怕法兰克福，然后是讲课，学生，等等等等。”
本雅明不用担心。虽说论文包含了他关于语言和文学的，一些最根本的见解，他的考官们仍然拒绝了文章。他们承认一页都看不懂。接着，在20年代中期，他的事业拐了一个大弯。他的父母逐渐不愿意，或者是没有能力，再供养他。这时，他开始以自由文学记者的身份过活，为报纸杂志的文化栏目写作。
作为学术哲学家的本雅明之死，意味着作为文化批评家的本雅明的诞生。哈佛大学里程碑式的四卷版《选集》（Selected Wrtings）（新出的两本书中，绝大多数内容都从此而来）使读者得以了解本雅明研究方向的转变，以及他投身文学市场后，与日俱增的创作力。他从1913年至1926年的所有文字，都辑在第一卷里，里面主要是关于抽象论题的，未曾发表的散文。他的第一篇主要文论，关于歌德小说《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的长文，直到1925年才得以发表。但是从20年代中期起，他变得越来越多产。哈佛版的第二卷包括了从1927到1934的七年，而他的最后6年，则需要整整两卷。
本雅明的大部分早期作品都贴上了他间接智慧（oblique intelligence）的标签，但那只不过是新闻作品的小小变形：游记、书评、一篇关于1928年柏林食品展览会的文章。这种作品给了本雅明不稳定的生活，却也帮助了他，让他在严苛的德国唯心哲学学院形成的、极端致密的风格，适合于一种更吸引人的文学手段。但即使如此，他的散文依然富于挑战性。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他：“在伟大的作品中，那些表达特别让人震撼、特别有意义的句子和总句子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三十――在（你的）情况里它更像是一比二。”（“这些都对，”本雅明承认。）
本雅明最有名的文论，是那些发表在《启迪》上的，对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和卡夫卡的考察。我们可在那些文论中看到他迂回的写法。这其中极少包括我们通常在评论中期待的：生平背景、故事梗概和人物介绍、历史-文学的比较。本雅明代之以令人惊讶的隐喻和象征，谜语式地呈现他的主题。他关于普鲁斯特（本雅明将他的作品译成德文）的散文，叫做《普鲁斯特的形象》（The Image of Proust）。文章含蓄地将小说家的方法和批评家的方法相比较。他将普鲁斯特塑造为一个收藏者，收藏那些充满感情的形象，和瞬息即逝的片段。正是这些形象和片段，打开了通往被掩埋生命的道路。“当巴尔贝克（Balbec）的夏日――苍老的、无法回忆的、干瘪的――在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的手下，自蕾丝窗帘浮现，形象将它自己，从普鲁斯特句子的结构中分离出来，”本雅明写道。在文章的结尾，普鲁斯特躺在床上，哮喘引起的力竭转变成英雄式的行为。本雅明以此形象作结，用普鲁斯特的方式作出回应：
米开朗琪罗式的脚手架，第二次搭建起来。在那上面，艺术家仰着头在西斯廷教堂的屋顶上绘制创世的图景：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他的病床上，用他的手稿，向他创造的微观世界献祭，他将那无数写满字的手稿举在空中。
本雅明的文论过于独特，过于强硬，这使他无法赢得大批读者。但他的敬慕者包括了在世的部分最有名的德语作家，其中有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贝尔托德•布莱希特。到1930年，本雅明已有足够的信心宣布自己的目标：“成为最重要的德语文学批评家”。
然而本雅明最具影响力的身份，不是文学批评家，而是开拓性的文化批评家。他是认为所有文化产物都值得分析的第一批作家之一。他最著名的散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以此为指导原理。而该文，如今已成为艺术史、电影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权威文献。在文中本雅明论述，传统的绘画或雕塑，具有某种他称为“韵味”（Aura）的东西。它源自对作品绝对的独特性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成百上千人排起长队，匆匆地、模糊地看上《蒙娜丽莎》一眼：不仅仅是为了看，更是为了置身于这近乎神圣的所在。本雅明意识到，在技术时代，这独特性被复制品现成的实用性冲淡，我们观看一件艺术品可以永远不看原作。此外，在二十世纪标志性的艺术形式，摄影和电影中，根本不存在“原作”这一概念。
令人惊讶的是，本雅明欢迎无韵味艺术这一主张。他解释说，韵味是种贵族式的故弄玄虚，而它的消失，应该预兆一种新的、更民主的艺术：“电影的社会意义，即使在――而且尤其在――它最积极的形式里，也不可能脱离其破坏、毁灭性的一面：对文化遗产中传统价值的清算。”这种语调，带着对“破坏”和“清算”的热情，来自本雅明之口，听来显然奇怪。读者会问，这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伟大拥护者，最后怎会贬低起独特性和原创性来？一个将《追忆逝水年华》和西斯廷教堂拱顶作比的人，怎么也会认为一件艺术作品中的“潜心沉思”，是“反社会行为的温床”？
答案，就在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极端笨拙的拥护中。像当时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开始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将欧洲从战争、萧条和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1926年，他访问苏联，执意相信共产主义会向作家，提供比资本主义更好的条件。本雅明的个人境况不过是增强了这一判断。文学记者从来不是一个赚钱的行当，而在魏玛德国，这更是英雄式的无用功。到1931年，本雅明坦白“物质环境……让我的生活――没有财产、没有稳定收入――变成一个悖论，考虑到这一点，即使我自己，有时也会因惊讶，而神志不清。”而希特勒掌权后，本雅明失去了他仅剩的一点生活来源。1933年3月，他自德国逃往法国，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在剩下的日子里，他一直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从法兰克福基地被流放的社会研究院，提供给他一份津贴，帮助他勉强支持下去。“我的共产主义，”本雅明说，“是对事实的一个激烈、而非贫瘠的表达。事实是，当代的知识产业无法为我的思想提供空间，一如当代的经济无法容纳我的生活。”
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受到了布莱希特等朋友的欢迎。布莱希特甚至为他没有走得更远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肖勒姆从巴勒斯坦的来信提出了一连串的批评。他认为这不过是个时髦的伪装：“在你真实的，和你所宣称的思想方法之间，有着令人不安的疏远和分离。”而本雅明拒绝承认他对共产主义的独特理解已极大偏离了党派正统，这更是让肖勒姆火冒三丈。“倘若你想在共产党内发表你的作品，我完全确知它们身上会发生什么，而这让人十分沮丧，”肖勒姆写道。
本雅明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虽然他为此烦恼过。这一如他不断推迟他所宣称的，学习希伯来语，并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限而秘密的忠诚，显著地影响了他的作品――这些影响倾向于证实肖勒姆的悲观论调。如果本雅明没有新发现的，对文化产品之物质条件的兴趣，那么他就不可能写出《艺术作品》一文。而他受虐狂般地坚持用他的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这也解释了该文强迫性的战意和野蛮。
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最重大的伤亡，是《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 Project）。今天它被称做从未写出的最著名的书。它是本雅明最后岁月的白鲸，是一部他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完成的，尺度和原创性惊人的巨著。本雅明口中的Passagenwerk（《拱廊街计划》），名字来源于passages，或者说，装饰波德莱尔时代的巴黎的拱廊。这是些专门留作购物和闲逛的，玻璃顶的公共场所。它们为巴黎流浪者天堂的美誉增色。匿名的色情、幻灯般的时尚、陈腐与魅力的合剂，在19世纪巴黎的拱廊里，本雅明相信自己找到了现代城市之脐。
《拱廊街计划》吸引本雅明，最主要是因为在他的时代，拱廊已因百货商店而绝迹。这给拱廊以魅力，那种本雅明在每件被废弃和淘汰的事物上发现的，在所有烙印着文明最深秘密的碎石上发现的魅力。“对于查阅成堆古老信件的人，”他写道，“一个撕破的信封上一张早就退出流通的邮票，经常比读十页书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在一篇散文中他称呼“巴黎，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梦想的，正是以这种方式，用拱廊来书写巴黎隐秘的历史。一开始，他把他的拱廊散文设计成简短、饱含典故和文学性的――“一个童话剧”，1928年他这样说。“任何情况下，”他向肖勒姆保证，“这都是一个只需要几星期就能完成的计划。”
本雅明死后留下的手稿，于1999年，以《拱廊街计划》为题出版。是什么将1928年的散文，变成注脚、片断和引语的千页垃圾堆？每一种答案，都肯定会包括本雅明拖延的习惯；导致他难以持续研究的，30年代的混乱生活环境；以及他试图完成的作品之固有的、难以捉摸的性质。然而，使他无法完成计划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30年代末期，当他诚挚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他决意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重建对19世纪的巴黎的分析。社会研究学院给他一笔补助，期望的，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卓越典范。
但是当本雅明着手，将《拱廊街计划》改造成某种可发表的形式，当他寄给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rdono）一篇题为《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的散文时，他收到的，将是震惊。虽然他热衷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对于一个像阿多诺这样敏锐的理论家，这些术语的运用，还是显得太过笨拙。马克思主义像一场雾，在他的巴黎图景上停留下来。这非但没有让图景变得清晰，反而让本雅明变得滥调连篇。（比方说，他将波德莱尔关于醉酒的名诗《拾荒人的酒》（Tha Ragpickers’ Wine），解释成对酒税的回应。）在一封毁灭性的信中，阿多诺说，通过使用“唯物主义的范畴，”本雅明已经“在一种预审查里否定了你自己最大胆和最富成果的想法。”阿多诺的判断回应了肖勒姆：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背叛了他真正的洞察力。
这来自本雅明仅存资助者之代表的否定，是可怕的一击。而否定到来的时刻让这一击变得更糟：1938年整整一个秋天，他都在工作，因为他认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我是在与战争赛跑，”他告诉已在纽约生活的阿多诺，“除开一切窒人的恐惧，在收尾的那一天，我仍感到了成功……在世界末日之前（手稿是多么脆弱！）。”而现在，他被告知成功是虚假的，《拱廊街计划》不能以他计划的方式写成。即使本雅明活得足够长，他能否完成《计划》仍然值得怀疑。这件作品的智性和意识形态基础，已成为一片废墟。
无论如何，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尽管他的朋友试图说服他移民到英国或美国，1940年夏天，本雅明仍在巴黎。在柏林，他曾为了躲避不幸而离开，而不幸追上了他。秋天的法国在为长期牺牲作准备，而他的传奇，也即将终结。虽然准确细节有待商榷，但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本雅明跟随一队难民，试图于1940年9月26日穿过波港（Port Bou）的法西边境。或许是出于对盖世太保的顺从，西班牙边防警卫并未给他们发放签证，并将他们遣回。在绝望和疲劳中，本雅明服用了过量的吗啡。第二天早上，警卫发了善心，让剩下的人群逃过边境。只有葬在波港墓地的本雅明，留下来成为一个警示性的牺牲者――去谴责一个，热心杀害它的犹太人、它的激进分子和它最优秀的头脑的欧洲。
在这个关于被迫害天才的寓言里，大麻，该摆在什么位置？想在《论大麻》中找到清晰答案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失望。《论大麻》，就像小型的《拱廊街计划》，是占位符和废墟。占位符替代他永远无法完成的作品，废墟占据他待建纪念碑的场地。而且，它同样需要小心的阐释（interpretation）。这个说法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本雅明相信“人类的所有知识，如可被证实，必须以阐释的形式出现，而别无他途。”
最常见的一种阐释，当然是阅读。我们太惯于把阅读和阐释联系起来：算命者“读”掌纹，占星师“读”星象。于是，阅读为许多种与书面文本无关的活动提供了一种隐喻。为本雅明作品定性的，智性的追求――有时看起来像是他对自己的挑战――是为了发现这世界，到底有多少，可以被如此“阅读”。在《拱廊街计划》中，他为短命之物列了一个清单――广告海报、橱窗陈列、服装潮流――他评论道，“不管谁读懂这些信号，他不仅能预知新潮艺术，而且能预知新的法律、战争和革命。”
本雅明似乎很早就怀疑，万物都携带着秘密的信息。《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是一系列小短文，每一篇专写童年的一件事或一个地方：“电话”、“袜子”、“在斯特格利泽（Steglitzer）街和根廷纳（Genthiner）街的街角”。结果它变成了一个人物稀少的奇怪回忆录。在书里，本雅明的父母沉默无声，而朋友几乎完全缺席。本雅明告诉肖勒姆，这作品包含了“我能为我自己画的，最准确的肖像”。然而在这肖像画中，模特从未出现，他的位置被围绕他的事物所代替。其结果，不光是为了本雅明看上去像个孤独、谨慎的孩子――虽然毫无疑问他正是这样。更确切地说，如果本雅明沉溺在对孤独、困倦和疾病的回忆中，那是因为这些无所防备的状态，让他能与他周围的事物最亲近地交流。“院子里的每件事物，都变成了对我的征兆或暗示，”他在题为《凉亭》的一节中写道。“许多是嵌在高高拉起的，绿色卷帘百叶窗上小小争论的消息；而许多是黄昏时，隆隆降下的百叶窗的咯吱声里，我小心未启的，不祥的急件。”
本雅明一直希望将他的阅读能力，转到更为诱人和晦涩的符号上――占星术让他着迷――而他这些对想法自愿的沉迷，暗示了在他所有作品中心，形而上的、甚至神秘主义的启示。这暗示在他对语言的理解上尤其明显。在肖勒姆看来，这种与神秘主义的亲密关系是显然的。他将本雅明的作品描述为“一种经常令人困惑的，对形而上神学和唯物主义两种思维模式的并置。”但要现代读者接受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在生前和死后很久，本雅明思想神学的一面一直隐藏着，部分是因为他选择隐藏这一面。他从未发表他影响巨大的1916年论文，《论一般语言和人的语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该文明确地提出他对语言的神秘主义观点。他也从未发表后期的，显示该观点一直把握他想象力的文章。多亏了《选集》的出版，英语世界读者才可能抓住如下的关键事实：本雅明思想中“形而上-神学”的元素，比“唯物主义”的元素，更古老，更深刻。
本雅明的论文《论一般语言和人的语言》指出，“无论在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自然界，没有一件事或一样东西，不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到语言中，因为交流思想内容，是每样事物的本性。”世上的所有事物――星星、脸庞、动物、风景――都有其意义，而本雅明相信，这意味着一个创世者的存在。“上帝，”他宣称，“使万物可通过名字得到了解。”当然，人类语言约定俗成，这一长久以来的论点仍然成立，但本雅明不会支持“词语是任意的”这一论断：“布尔乔亚式的观点认为，词语与对应物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这已不再可信。”他认为有一种神的语言，在事物内部说话，而每一种人类语言，其实都是对神语失败和歪曲的翻译：“这是将事物的语言，翻译成人类的语言。”
在这里，本雅明发展的，关于语言的图景，是移动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不能为逻辑所证明，因为它非常雄辩地表达了本雅明对世界之意义的渴望。而那意义，通常表现为纯粹的混乱。这渴望，缓慢而不确定地，将他引向大麻。在大麻引起的恍惚中，他希望能比日常生活更直接地理解事物的语言――去体验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宇宙。
本雅明尝试毒品时，他已阅读、想往它们很多年。而当这一刻终于来到，它却让人失望，至少从哲学意义上是如此。这并不是说，本雅明没有体验并享受所有通常的效果。他感受到了甘美。“无边的亲切感。逃离了神经强迫性的焦虑心理，”在第一次尝试时他这样记录。他看到奇怪的幻像，例如“一条长长的画廊，没有人穿的盔甲。没有头，只有火焰在脖子的开口处跳动。”他甚至还得到点心：“某天深夜在我的房间里，我突然间无法平息那饥饿带来的痛苦，它压倒了我。看起来我应该去买一块巧克力。”
但是本雅明所说的，“在沉醉的状态中――向新事物、未被触碰过的事物伸出手的――伟大的希望、欲望、向往”，仍然难以捉摸。“在它们的帮助下，突然穿透那最隐蔽，总体上最难以接触的，表面之世界，”当药效过去，这样的感觉也就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记录在草稿中，含义难懂的注释和姿态。而那曾像是活泼的洞察力的，如今只有它可笑的尸体。在1931年4月18日的一次吸毒过程中，给本雅明药的医生弗里兹•弗兰克（Fritz Fränkel）记录道，“手臂和食指高举在空中，没有支撑。举起手臂即是‘亚美尼亚王国的新生’。”在另一次恍惚中，本雅明为想出一个短语“Wellen schwappen―Wappen schwellen”（“波浪飞溅―徽章膨胀”）而激动不已。他宣称，在波浪和徽章上的设计之间有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联系。而这押韵的词语，抓住了通往该联系的线索。“这论点提供了一个学术潮流，”弗兰克记录道。“‘Quod in imaginibus, est in lingua。’”弗兰克也许知道这拉丁短语的意思――“在图象中的，也在语言中”――但他不可能认识到，这句话对本雅明是如何重要，或者说，这句废话对本雅明是如何极端地富有意义。在大麻的影响下，他感到名字和事物属于一起，一个韵揭示了一个现实。
悲剧，或者也许是喜剧，在于这洞见，本雅明哲学工作的皇冠，无法在产生它的幻觉中存活下来。“Wellen schwappen―Wappen schwellen”是个无意义的韵，而抬起一只手臂与亚美尼亚王国，也没有什么显见的联系。“我们在语言边缘上讨论的东西，看上去无限迷人，”本雅明顺服地写道。“我们满是爱地伸开手臂，渴望拥抱我们头脑里的东西。我们绝少触及它们，但它们要完全迷惑我们，则更加困难。在语言的触碰下，我们注意力的对象突然消失了。”大麻，像童话里邪恶的精灵，许诺了本雅明一个愿望，但又保证他无法享受到愿望实现的乐趣。
《论大麻》是一本重要著作，这是因为本雅明的毒品体验不仅仅是个失败。它还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本雅明其他作品的基础。而作者从未承认这一点。本雅明思想的魅力，在于他对一个完美化世界的想象。其中，用他最喜欢的词语来说――事物将从囚禁它们的沉默中――得到拯救。借用犹太教传统，本雅明有时将这拯救想象成弥赛亚式的；在事业的后期，他又将拯救放进马克思主义的语汇，将其视作革命。他越来越热烈地坚持这些希望，而他坚持得越热烈，他四周的世界就变得越可怕。1940年，当纳粹看起来不可阻挡――他最后一篇重要论文《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History）的最后一句话――坚持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拯救依然可能，而每一秒钟都是“弥赛亚可能通过的，时间中的小门。”
大麻许诺的拯救如此折中和短暂，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它除了幻觉，什么也不是。如果本雅明在他的大麻幻觉里，发现了一种神秘的语言，那是因为他太热切地想要找到这种语言了。类似的论断，适用于他所有的弥赛亚幻想。他的作品，建立在对语言、思想、艺术、和社会深刻的洞见上，具有欺骗式的复杂性。它让人忽视，要真正生活在这作品中，是十分困难的。毕竟，如果说这世界，因没有作者而不成其为文本，那么本雅明也只是一个诗人，而不是阐释者。他创造意义，而非发现它们。他奇特、优美的工作，最终还是该读成伟大诗歌的片断――一首关于渴望的诗。没有一个世界能满足这个渴望，而本雅明的世界，尤其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