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知了人为没逻辑的那个报道.
其他我不知道, 那篇文章"作者"之一, 清华生物系主任可是跳出来好几次说他的名字是没经他同意就加进去的, 他对实验结果根本不认可. 他的那篇文章挺有逻辑啊.
从我1983年开始专业从事气功科研工作以来，经历了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大小场面。尤其是《北京青年报》贺帜生、徐建二位朋友，以《“外气”有无――在玄妙的气功“擂台”内外》为题，报道了四川气功师戴福生找上门来与我辩论气功问题的事情后，“张洪林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设了一个气功擂台”的说法在气功界不胫而走，从而引发了后来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与“打擂”有关的故事。这里，仅选其中的几例，讲给读者朋友们听，希望朋友们从中能有所收获?br>
一、亲赴清华――破严新
（一）严新是怎样从普通人被捧成‘现代济公’的
严新是四川省江油县人。他从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大学生奇迹般地成为轰动国内外的“现代济公”的过程，其实是很简单的。
严新1977年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时，恰逢文革期间被禁锢的气功得以复出，社会上开始出现又一次群众性学练气功高潮，严新自然也进入了这个潮流中。1978年后，上海顾涵森用自己改装的仪器测试气功师，在上海的《自然》杂志连篇发表文章，声称她测出气功师能发出有物质基础的外气，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声称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的气功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波澜壮阔”局面。严新也首当其冲成为“春笋”之一。
然而，那时的严新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严新调转到重庆中医研究所从事临床工作时，用发放“外气”（实是心理暗示）的方法治好了几个病人，1984年，四川的一个工人日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报导，使严新在小范围内有了一些知名度。由于这份工人日报的作用，1985年以来，《体育爱好者》杂志、《气功与科学》杂志也先后报导了严新，把严新初步推给全国气功爱好者，引发全国各地更多的人向严新求医。其中，北京有关人员请严新给“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疗晚期癌症。
开始，严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通过先进而周密的治疗使病情缓解的结果说成是自己外气治疗的功劳。进而，当患者病情恶化时，严新则归罪于医学专家对他的蔑视，并通过报导宣扬“想来邓稼先之病当有治愈希望……可是天下之事难以一一预料，更难以全部称心如愿。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邓稼先病情出现反复，抢救无效，终于7月29日下午1时50分与世长辞。”
虽然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分，但是他这次北京之行却得到了意外的三个收获，从而为他成名一举奠定了基础。
一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接纳了他，并安排严新作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访日友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访问日本。
二是清华大学的气功爱好者陆祖荫、李升平将严新请到清华大学分别在生物系、化学系等地搞所谓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从而使严新有了到处与清华大学相提并论的资本。
三是在科技知识界颇具影响的《光明日报》，分别于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月24日发出两篇宣传严新用其神功异能治病和与清华大学人员合作用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报导。这两篇报导，尤其是这后一篇报导，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并引起更多记者纷纷采访严新，将严新越炒越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现将《光明日报》的两篇报导附录于下，供读者参考。
《光明日报》1986年11月18日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
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
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
你见过千里迢迢找病人的医生吗？巧得很，记者最近见到一位。他怀揣求医病人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途径襄樊、武昌、石家庄、北京、天津、密云等市县，每到一地，都为求医者治了病，病人称赞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他是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青年医生严新。
一九八五年以来，《体育爱好者》、《气功与科学》杂志先后介绍了严新为人治病的情况，求医的信件、电报从各地寄到重庆。严新却苦于无法满足病人的要求。
机会来了。今年五月，河北省冶金建设安装公司第五工程处派人到重庆邀请严新为助理工程师杨吉祥治伤。其时严新正在休病假，他想，趁此机会到石家庄走一趟，沿途还可以为写信求医的病人治疗。他奉师傅海灯法师之命，在襄樊下车，及时救治了一位姑娘，然后继续北上。
五月十五日，严新到达石家庄。杨吉祥去年十一月二日工作时从六米高处摔下，经过石家庄两个医院检查，有脑挫裂伤、颅骨粉碎性骨折、马尾神经损伤和第二腰椎压缩性骨折伴脱位，在医院治疗了二十五天，出院时双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杨吉祥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日夜需人轮流侍候，还得抬着他到市里针灸、按摩。小杨和妻子心急如焚，工程处领导也坐卧不安。十五日晚上严新用气功为杨吉祥治疗几个小时。第二天傍晚，近二百天不能翻身、不能下床的小杨，竟然拄着双拐在屋前小院走了三个多小时。以后，他继续吃严新开的汤药。九月四日，我们专程到石家庄看望杨吉祥，只见小杨左臂拄着单拐，右手用手杖维持平衡即可行走了。面色红润的杨吉祥乐观地说，再治疗和锻炼一段时间，我便可丢掉双拐，如果没有严医生的治疗，我可能要瘫痪一辈子。
五月下旬，严新到了北京，住在一位病人家里。城里的病人，他打电话邀来给以治疗；住在京郊的，他送医上门。
北京手扶拖拉机公司锻造厂干部宋殿章，六月一日接到严新约他去治病的电话。四年前，老宋在工作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右踝距骨颈骨折，经长期治疗效果不佳。四年来他靠双拐代步，每次只能坚持半小时。去年八月他给严新写了封求医的信。一日下午，严新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给他治疗近三个小时，告诉他不必用双拐了。奇迹出现了，老宋果真未用双拐连走带小跑一个多小时。后经医院复查，右踝距骨颈骨折痊愈。六月三日，老宋开始上班，至今没有歇过病假。九月九日，我们在锻造厂见到宋殿章，他那双脚就象从没受过伤。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坐在北京市密云县第二小学传达室等候朱桂珍老师。朱老师人到中年，多种疾病缠身，近几年几乎每年都要住一次医院。今年四月她又不能上课，躺在家里病休。五月二十四日，严新突然来到她家，既做思想工作，又治病，气功、中药兼施。朱桂珍次日便能起床干家务活，二十八日上班，至今精力充沛，多年的溃疡病也好了。朱桂珍对我们说：严医生治好我的病，没收一分钱，还不让我多说感谢话。
今年三十六岁的严新，一九七七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他幼年便具有特异功能，少年时代学习武术，拜海灯法师等为师，学习气功、武术。严新酷爱中医，中学时学习针灸，并为人治病。一九七四年严新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对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进行系统学习，西医方面也学有所得。他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集于一身，为人治病常收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他治病时不收病家的钱物，严新此次北上送医，沿途治了患各种疾病的人。当然，他不可能包治百病。有位身患晚期癌症的科学家，严新为他临终前一个月减轻了剧痛，却未能将他挽救过来。
《光明日报》1987年 1月24日头版文章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观察发现
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
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
气功师发放外气可以治病，也可促进植物的生长，为什么？这个谜底，我国科技工作者正在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手段去揭开。北京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采用双盲试验，观察高级气功医师严新发功后的“信息水”的变化，发现外气能使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一些物质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初步揭示气功的机理，即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所在。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在高能物理和生物物理教授陆祖荫的指导下， 从1981年开始研究气功外气的作用。1984年以前，主要是应用微波实验装置及热象仪等对气功表象进行测试工作。1985年他们开始用有机物液晶进行试验，发现气功师发放外气可使液晶的两个折射点一个变暗，一个变亮。这一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为人体的细胞壁都是类似液晶的高分子物质，说明外气可以对细胞层次起作用。外气能否对生物分子起作用呢？大胆的设想，使他们迈出了探索的新的一步。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医师、高级气功师严新治病的神奇疗效，使气功科研协作组产生极大的兴趣，决定请他发功进行试验。从1986年12月至今年 1月中旬，先后在不同地点、不同距离，进行了七次试验，均获得预期的效果。他们将装有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自来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水、麦迪霉素等的密封瓶子，放在一个密闭的黑屋子里，当严新分别在近距离及远距离遥控发功时，观察到自来水的激光拉曼图的水的特征峰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未知峰，变成了另外一种结构的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水、麦迪霉素等也发生了类似的显著变化。
这个协作组的一位负责人、催化研究室讲师李升平，在向记者解释他们观察到的以上现象时说：我们对具有生理效应的物质进行的初步试验，说明气功师发放的外气对构成细胞的物质发生了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 开展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不仅有利于在分子水平上阐明外气对生物的效应，而且对于现代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基础研究都将具有很大意义。
以上报道如果内容真实，那将是科学发展史上非同小可的重大突破。然而我所了解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二）一上清华探严新与《健康报》论战
俗话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真正弄清楚严新在清华大学实验的真相，1988年12月 3日，我第一次约同健康报陈浩、王国辰二记者一起去清华大学科研处、生物系、化学系调查采访。
三个部门的接待人员分别向我们介绍了以下情况：
陆祖荫、李升平和严新所做的实验未经清华大学科研处和大学审查批准，就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发表文章的作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不代表清华大学。
严新实验有时有变化，有时没有变化，作为科学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验没有恒温，方法学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任何一位真正懂得科研方法学的人员听到这样的介绍，就会对《光明日报》对严新实验的过分报道嗤之以鼻了。
根据我与《健康报》两位记者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我给《健康报》写了的一篇评论外气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应《健康报》中医版刘燕玲副主任之约写的，刘主任希望通过我的不同观点的文章，能引起一场对“外气”的争鸣讨论。我在文章中，除较详细地论述外气形式治病有效的原因是心理暗示外，还格外介绍了我们亲赴清华大学调查的严新实验内幕。这篇文章《健康报》是1989年1月28日刊登的。遗憾的是，有关严新实验的内容被删除了。然而，同一版面与我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中，肯定严新在清华大学实验的内容却发了出来。例如，由韩幸勇写的《外气效应并非单纯的暗示催眠疗法》一文写到：“严新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共同实验验证的‘气功外气对激光偏振面的影响’、‘激光拉曼对气功外气作用下具有生理效应溶液的观测’……这些现象有力地说明了外气有其特有的疗效，外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
我以为可能是报社领导看我在文章中直接点了清华大学的名，才将这段内容给删去了，于是，又重新写了一篇名为《评“外气”实验报导的可信性》的文章。文中特意将“清华大学”改写成“某大学”。然而，在事先约好刊登稿件的那一天，文章却没有见报。经询问有关人员得知，是报社领导担心与清华大学引发纠纷。此后，1989年2月25日《健康报》又刊登作者屈占魁的文章，我的姓名出现在文章的题目上――《就气功外气问题与张洪林商榷》。文中写到：“如何看待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几组实验报告……对实验有怀疑是允许的，允许提出质疑，但不能不讲一点道理就不承认，更不能因为自己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如果实验是真实的，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针对这些情况，我急了。因为这些做法客观上会让读者误解我在避实就虚，故意回避清华大学的实验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使严新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内幕不能及时面世，而且也影响我的声誉。为此，我给《健康报》白筠总编写了一封信，并亲自送给她。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白筠总编：
您好！
我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的负责人张洪林。20日下午我因拙作“评‘外气’实验报导的可信性”一文，贵报未能按约稿时告知的时间发表一事，前往贵社拜访您，未遇。现写信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想法。
关于清华大学有人进行“外气”实验报导内容，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被全部删掉后，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改为“某大学”和“据我实地调查了解”形式，再次写进了这一内容。之所以我这样坚持，原因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实验内容（外气能改变分子结构）以其学府的权威性和其报导内容的惊人性（超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的突破），在国内外不仅气功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也是一个冲击。具体到对小小的气功界的学术影响对比前者，甚至有些不足挂齿。我作为一位参与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医气功学学科，并参与培养我国第一、二、三批气功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气功工作者，对上述问题有责任主动地谈谈自己的看法。须知这一问题是外气派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原因之二是贵报刊登的反驳我的先后两篇文章中，均就这一实验内容向我提出质疑，我迟迟不回答这些质疑，全国《健康报》读者和气功爱好者们必然会认为我在多次回避事实，这不仅于气功事业无益，而且也有损我个人的名誉。原因之三我文章中介绍的内容，是我与贵报陈浩、王国辰二记者一起去清华大学科研处和生物系、化学系采访时记录的事实（三人笔记可以作证），全部是清华大学人员自己介绍的情况。内容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可负法律责任。至于准确性，例如具体是哪些方法存在什么问题虽然当时我们没进一步了解，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使实验全部方法都无问题，删去我写的“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句，由于他们自己都承认“结果不稳定，还需进一步做些重复实验”，仅凭这一点，发表我的评论也不算过分。更何况陆祖荫等人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的结果惊人的文章早已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呢！对他们的外气实验报导的真实性以及贵报两次准予刊登的反驳我的文章中就清华大学实验结果对我提出的质疑的真实性可以不过问就放行，而只对我就提问予以解答却一再不能放行的作法，我认为很不公允。我应该有受法律保护的回答权利。
您作为面向全国发行的《健康报》的负责人，必须慎重处理有争议的问题，要保证报导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尤其是尽量避免纠纷，特别是与有名的清华大学有关的纠纷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我认为我写的内容是建立在三个事实的基础上的：一是我与二位记者同时在科研处、生物系、化学系三个部门亲自了解的情况。二是
我没觉得我信仰气功啊。
2，气功，等等，总是把不甚稳定、大有可疑的现象一show，就抱着手对大家说，“你们信我吧！”而把“justify them”的功夫留给别人做，也让人不耐烦。
